2015年1月，山东省第三批“齐鲁文化英才”评选揭晓，我校文学院路冬梅老师入选“文艺界”文化英才。此次评选共有理论、新闻、出版、文艺、文化经营管理、文化专门技术等领域32名优秀人才入选。
路冬梅（路也）老师，现任教于我校文学院。采访得知，路老师毕业于山东大学，曾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美国KHN艺术中心入驻诗人、美国克瑞顿大学访问学者。路老师已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诗集《风生来就没有家》《心是一架风车》《我的子虚之镇乌有之乡》《地球的芳心》；散文随笔集《我的城堡》；中短篇小说集《我是你的芳邻》；长篇小说《幸福是有的》《别哭》《冰樱桃》《亲爱的茑萝》《下午五点钟》等。路老师获得过“齐鲁文学奖”（2005）、“泰山文艺奖”（2008、2014）、《诗刊》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05）、《诗刊》“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奖”（2006）、《诗刊》“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奖”（2009）、《星星》“年度诗人奖”（2010）、“人民文学奖”（2011）、“天问诗人奖”（2012）、“上官军乐诗歌奖杰出诗人奖”（2013）、《诗选刊》“年度最佳诗人奖”（2014）等多种奖项。路老师曾受应邀出席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冰岛“空间与诗意”亚北欧诗歌行动等国内外交流活动。她的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韩语、冰岛语等多种文字并在海外发表。
“写诗源于生命的需要”
十几年前，路老师的《江心洲》组诗，让多少人做着“江心洲”式的爱情梦不愿醒来，也让多少人重新开始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来她的诗风“发生了大的变化”。当被问及与前期作品相比，后期作品的特点时，路老师说：“我个人认为其在形式上更加立体了，句式上也更加自由了，主题上更加关注人与时间、空间、宇宙等的关系。”这些变化从《心脏内科》一诗便可窥知。“《心脏内科》‘因母亲心脏病住院而作’，那段日子我日夜呆在嘈杂的病房里，以医院为家，每天都有生死故事在身边上演。我睡眠严重不足，时时提心吊胆，身心疲惫”。她这样讲述这段经历。在医院这个生死故事交替上演的地方，路老师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流于诗歌也就逐渐形成了她后来的诗风。我想这也许是跟路老师大量阅读哲学、宗教等书籍有关。路老师告诉笔者，她热衷于阅读西方的哲学、宗教类的书籍，这些书籍能帮助她“解决人生的大问题”，并更坦露地说“喜欢的是康德，康德可以把枯燥当作辉煌，写出三个批判；（他）又可以感性得令人动容，写出《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实用人类学》。至于（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它介于两类之间，是我的枕边书”。笔者曾疑惑，哲学重理性思辨的思维方式与诗歌重浪漫抒情的思维方式是否会冲突，而老师却认为，不仅哲学与诗歌不会冲突，即使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也不会冲突，“康德有一个词用得特别好，叫‘普遍法则’，他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遵循上帝创造的律——即上帝在世界上、宇宙中创造的一种永恒的真理。”的确，哲学、宗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诗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表达自己，有何冲突？
当然路老师也不是凌空蹈虚的诗人，她的诗大都立足于琐屑和细微的生活场景，并蕴含生命的真实感动。她在《诗歌的细微与具体》中介绍说：“作为一个吃着五谷杂粮过着平常日子的人，即使是怀揣了一颗轰轰烈烈的心，也还是要从眼皮底下的事物开始做起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洪楼”“舜耕路”“女生宿舍”“文学院”这些赤裸裸的真实的域名；也可以一窥油菜花、水杉、马齿苋、丁香等植物的倩影。《抱着白菜回家》中“这颗白菜健康、茁壮、雍容/有北方之美、唐代之美/挨着它，就像挨着了大地的臀部”。诗歌用近乎俏皮的叙述方式，将生活中琐碎的细节串联起来，并同高档饭店、轿车、穿裘皮大衣的女郎对比，凸显了路老师返璞归真的渴望以及对异化的都市文明的抵触。当代诗人作家梁平这样评价路老师的诗歌：“把世俗写得如此优雅，需要一种非凡的能力。路也的诗，让人从此不敢忽略我们天天面对的世俗生活，由不屑变为敬畏。”
路老师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这样强调“不是诗歌需要我，而是我需要诗歌”。现在看来，路老师的诗歌寄托着老师的理想，描绘着老师的自在生活，诗歌帮助老师认识自身、认识自然，并进一步探索宇宙。写诗确是“源于生命的需要”。
“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齐鲁大地上，孔孟思想的浸润下，对于传统的“师道”，路老师有自己另外一番诠释。于她，教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角色，更是一种普遍经验的象征，起着抛砖引玉、细节润色的作用。于是，她上课，从来没有课本。一个U盘，几页白底黑字的课件，一颗认真的心，一颗诗意的大脑，和一张固执的嘴，如是而已。如何讲课？不讲序论，也不谈诗歌框架，路老师更注重引导学生从诗歌本身去感悟诗歌的美丽。在赏析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哑孩子》时，老师引导学生用阅读安徒生童话的视野去欣赏这首诗，然后像是喃语一样欣喜地读着一字一句，于是诗歌开始被童话演绎：蟋蟀的王带走了哑孩子的声音，但“不是要它来说话”，而是要用爱做成指环，连同自己的缄默一起戴在孩子的指环上。笔者也由老师引导着想象，脑海里画面生动，比任何用文学理论建构的画面更真实更记忆深刻。优美的诗篇无需任何绚丽花边就能点亮单调苍白的屏幕；恰当的引导就能激发学生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潜能。这就是诗人路也拥有的所谓“教师的魅力”。
“读诗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这是路老师自己的生活写照，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劝勉。路老师说道，“写小说的应该多读诗，搞传媒的更应该多读诗，如媒介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的作者麦克卢汉是传播学家，亦是加拿大文学批评家。”（麦克卢汉在对传播的研究中用艺术的方式进行探索，他喜欢发现和辨识，运用双关语等类似的技巧，而不是利用逻辑分析和实证测试等传统做法，得出了震惊世人的结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路老师在其散文随笔《论诗歌课的删除》中便提出“对于英国湖区最好的宣传莫过于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的诗歌，而庞德那首著名的《地铁车站》写的是巴黎协和广场附近的地铁车站出口。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里写过英国那个叫东科克的村庄，写过那个叫小吉丁的教堂，写过美国马萨诸塞州峡口岛安角附近的三块礁石……实在找不出比诗歌更好的旅游广告了。”诗歌让传媒也变得如此诗意。当然，除了读诗，路老师也建议学生多阅读其他书籍，并且最好是以书本的形式而不是电子书籍。毕竟阅读是一门“语言艺术而不是视觉艺术”，书房里安静地阅读远比利用电子设备的“快餐式阅读”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本身。
笔者认为诗人常常是孤立绝世的，所以，当笔者冒昧地问路老师教师这一职业是否有悖于她的人际交往原则时，路老师笑答：“我很热爱这份工作，至少我还能跟学生交流，更何况，这一职业跟我的兴趣爱好是一致的。一个人能够将谋生的职业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统一起来，那就应该感谢上苍。”
崇尚简单的“蕨类植物”
如果要为路老师绘一幅自画像，应该是一株“蕨类植物”。她的第一部自传应该是她的散文随笔《蕨》。
“蕨”一样“不开花不结果，不恋爱不结婚，彻底的独身主义”。
“蕨”一样“有着强烈的‘角落意识’”“不结党不社交，不追捧不上镜，彻头彻尾地自生自灭，与其说它谦卑，不如说它是高傲的”。路老师的人际圈很小，平时来往都是几个要好的闺蜜，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上都是靠煲电话粥。她“不属于任何流派，任何圈子”，只是“最大限度的保持个体的独立和自由”。
但“蕨”“不拒绝世俗生活”。路老师热爱美食、八卦星座。她可能不熟悉邻居姓名，但可能会跟卖菜的小摊贩很是熟络。
她一直选择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对于社会上给予她的标签，她只是被动地“贴着”，但心里并不太当回事。她说，面对荣誉有什么好洋洋得意的？面对星空，我们都是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人物。她又说，父母常常向她抱怨：“我们的培养方案在你的身上已经失败了”，所以她也自嘲“自己是失败的”。也许在本质来说，她并不是教师路冬梅，更不是诗人路也，她只是一个热爱诗歌，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平凡的女人，在静默中活出了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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