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三八节，在延安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写作了她的名篇《三八节有感》。在这篇随感中，她谈到了当时追求解放的女性获得解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今年的三八节，又是有一些特殊意味的，它是这个节日诞生的100周年纪念，又是这个节日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90周年纪念。这个节日，随着中国女性主体的不断成长，越来越接近它诞生的庄严。
在1910年8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上，著名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克拉拉·蔡特金倡议，以每年的3月8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从那时起，三八妇女节就成为世界妇女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节日。
百年来，在中国民族寻求独立自强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女性求解放经验部分地融入到民族解放经验中，当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其中的历史屈从体验是女性所能够共鸣的；而当他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也意味着民族经验中女性经验的重要性。
当时间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渐渐将各种新生矛盾带上地表，中国的性别问题表达也以面积方式出现在中国女性写作和女性艺术表达之中。当全球化的女性主义运动以联合国会议方式推进到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以主动而又谨慎的方式迎接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召开，正如一些作家和学者所描述，1995年对于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而言，是空前的狂欢节。1995年以来，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所经历的考验之一，就是如何在诸多压力下，不使本土经验流失和破碎，如何在已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框架面前，建立起本土复杂语境之中的话语主体和言说逻辑。焦虑和破碎成为不可排除的构成。
重新审视90年前的“五四运动”，1919年即是以焦虑和破碎的经验来凝聚西方各种思潮，并以“科学”、“民主”来自救的。饶有意味的是，甚至更早于“五四”知识分子，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男性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深感缺少平等女性对话的孤独，正是他们出于情感和理智的需要，首先倡导了中国女性解放，首先成为了女性主义的传播者和行动者。
中国的本土女性主义是中国优秀的男性知识分子和求解放的中国女性共同努力所形成，它的思想成果历练了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既存在于一些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的文本中，也体现在中国的方针政策中。从现行男女平等的国策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良好女性主义环境的国家。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传统父权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国家，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可以说是艰苦卓绝。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更多地承担起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发展。归功于新中国男女平等国策的推行，中国培养了大批女性知识分子，敏锐的女性知识分子们在中国新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使命的承担，可以与“五四”优秀的男性知识分子们相媲美。一方面大量翻译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深入书写中国本土经验，同时注意到两者的交流对话。目前中国的女作家、女艺术家、女批评家数量和质量，不仅可与“五四”男知识分子队伍相比，且更加茁壮。由她们引进和生产的女性主义知识，已成为阐述今日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生活的重要思想资源。比如被她们广泛使用的“社会性别”一词，不仅让人们了解男女的差异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造成的，也让人们了解，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很多全球关系，都可以用男女不平等关系来比喻和言说，从而也可以通过对权力结构进行颠覆而改变。“社会性别”甚至被当成大学里的学科建设，跨越了学科等级分界，以跨学科的模式改变着中国大学的体制。
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是中国女性与世界女性重新接连的仪式，也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特殊方式，以女性的方式和平相握，这也可说是中国式的和谐选择。然而西方权威话语的力量对于中国经验仍然是冲击性的。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上海和腹部中国农村在时代巨大变迁中的生动经验，已在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文本中获得呈现。中国的女作家、女艺术家们，还有一些中国的男作家和男艺术家们，对于中国于全球资本主义竞争格局的严酷生存处境，有着深入细致的表达。这些表达都将是中国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在所有表达中，处于竞争底部和复杂关系中的女性，常常是焦虑和破碎经验的体验者和承担者。正如女作家张洁《无字》，借哲学家老子的话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字》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争着为自己的现代竞争人生写传记，为他们艰苦卓绝的命运做见证，而女主人公尤其有着血泪的数代历史要书写，因为女性的经验，深刻地传递着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被动竞争经验，而女性更有着自己在中国两性竞争体验中的难言经验。痛苦是无言的，传记是无字的，然而经验是不能白白流失的，女性主义的写作要保留这一切。由是，我们考察女性主义在今日中国的意义，是于历史的脉络看它的继续成长。
而“弱势群体”这一词汇，更是从女性主义走向了中国的民本立场。将关怀女性弱势移向更加广大的弱势群体，使得女性主义有了更突出的中国特色，或者说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特色。在中国女性写作和女性艺术中，对于弱势群体经验的表达，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的探索，构成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强势暴力的有力批判。
“民间机构”和“非政府论坛”等，既是女性主义常用的词汇，也是女性主义者们行动方式之一种，女性主义者通过这些空间帮助弱势群体，也为自己赋予公民权力。最初这些词汇的进入似乎与中国语境格格不入，如今在社会公益事业处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对汶川大地震的救助参与，特别是之后的心理健康建设参与，感动的事例不胜枚举。
大致地说，中国女性主义经历了翻译、行动和本土三个历程，因而得到了与中国问题较好结合的发展。多元和自觉，可说是目前的特色。在这个三八节，平静而从容的女性主义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实践，其中之一是，向两会提交了男女同龄退休提案。之二是，全国妇联于3月5日与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工作组（UNTGG）共同举办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全国妇联的刘伯红在这个活动中做重要的理论发言《全球经济危机对社会性别影响》。3月8日,我的学术沙龙也将讨论“从梅兰芳到小沈阳”的中国性别换装艺术，并演出由美国剧作家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编著的著名女性主义话剧《V独白》。3月7日,吕频组织的性别读书小组则会在一个温馨的咖啡馆进行学术聚会。还有各地不胜枚举的女性主义行动。温和而实在的行动，是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改变女性处境的策略，正如她们在文学和艺术中对于中国经验的见证。自我教育和自己改变，如今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
诚如丁玲《三八节有感》：“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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